文献信息
- 标题: Examining year-end spending spikes 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curement contracts
- 作者: Clifford P. McCue, Eric Prier, Ryan J. Lofaro
- 类型: 论文笔记 / 公共财政 / 政府采购
- 出版年份: 2021
- 出版机构/期刊: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 33 No. 5, pp. 513-532
- DOI: 10.1108/JPBAFM-11-2020-0186
- 难度评估: 中 - 需要公共财政和计量经济学基础
文献信息
- 标题: Examining year-end spending spikes 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curement contracts
- 作者: Clifford P. McCue, Eric Prier, Ryan J. Lofaro
- 年份: 2021
- 来源: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 Vol. 33 No. 5, pp. 513-532
- DOI: 10.1108/JPBAFM-11-2020-0186
引言(背景和意义)
领域基础知识
公共部门预算管理是财政学的核心研究领域之一，涉及政府如何筹集、分配和使用财政资源。预算周期（budget cycle）是公共财政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框架，通常以年度为基本单位——政府在一个财政年度内获得预算授权，须在该年度结束前完成支出现有多篇重要文献奠定了理论基础。Wildavsky（1978）在其经典著作中系统阐述了预算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指出预算不仅是技术工具，更是政治过程的核心载体。他提出的渐进主义预算理论（incrementalism）长期主导该领域，认为年度预算决策主要基于上一年度的基数进行微调，而非从零开始的全面审视。
在此基础上，后世学者不断拓展预算行为研究的边界。Laffont和Tirole（1986, 1993）将委托代理理论引入政府采购研究，揭示了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合同管理面临的深层困境。Jones（2005）则从组织行为角度分析了预算执行过程中的激励结构，指出预算系统设计如何深刻影响政府部门的行为模式。这些理论积累为理解年终支出高峰现象提供了多元视角。
YESS（Year-end Spending Spikes，年终支出高峰）特指公共部门在财政年度末期集中支出的现象。这种支出模式违背了均匀支出的理性预期——如果支出决策仅基于真实需求，理论上应分布于整个财政年度。YESS的核心特征是支出在最后几个月（尤其是最后一个月或一个季度）急剧攀升，远超季节性因素所能解释的范围。
研究的主要背景
本研究的背景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理解：
第一，公共采购在欧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欧盟公共实体每年在商品、服务和工程上的支出超过GDP的14%，总额超过2万亿欧元（European Commission, n.d.）。这一庞大的支出规模意味着，公共采购实践的效率改进或效率损失都将产生巨大的宏观经济影响。在此背景下审视YESS现象，其潜在的经济社会代价不容小觑。
第二，美国文献中关于YESS的丰富证据。 多项美国实证研究记录了显著的年终支出高峰。Fichtner和Greene（2014）发现，2003至2013年间，美国行政部门在财政年度最后一个月支出了16.9%的合同款项，这一比例是均匀分布预期值（8.3%）的两倍多。Liebman和Mahoney（2017）的研究更为惊人——他们发现财政年度最后一周的支出是全年周平均水平的4.9倍。Eichenauer（2017）对27个OECD国家的研究也发现，信托基金捐款在最后一个季度几乎翻倍。这些发现虽然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支出，却共同指向同一结论：年终支出高度集中是公共财政领域的普遍现象。
第三，关于YESS后果的担忧。 YESS引发了公共资金浪费的广泛担忧。US Senate Subcommittee（1980）估计，仓促支出导致高达2%的合同浪费，原因包括缺乏竞争、工作说明定义不当、合同谈判不力以及不必要的采购。Liebman和Mahoney（2017）发现，财政年度末期的信息技术项目获得较低质量分数的可能性是其他时期的2.2到5.6倍。新闻报道更是提供了诸多极端案例——2013财年最后一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花费56.2万美元购买艺术品，IRS则举办了包含《星际迷航》恶搞视频的奢华会议。
第四，欧洲研究证据的相对稀缺。 尽管美国文献丰富，但针对欧洲的跨国比较研究极为缺乏。现有欧洲研究多为单一国家案例，如Hyndman等（2007）对英国公共部门预算的分析、Fitzenberger等（2016）对德国预算限制的研究，以及Sedmihradska和Kucera（2020）对捷克预算辩论的分析。唯一的多国研究是Eichenauer（2017）对外援捐款的分析，但不涉及政府采购。McCue、Prier和Lofaro的本研究正是要填补这一空白。
作者的问题意识
基于上述背景，作者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层面：
1. YESS在欧洲的普遍性存疑。 美国研究发现的高比例年终支出在欧洲是否同样存在？不同政治制度、财政规则和文化背景是否会导致不同的支出模式？作者试图通过建立欧洲各国年终支出实践的基线来回答这一问题。
2. YESS的跨国差异和结构差异。 文献中已有关于YESS不一致的发现。例如，US GAO（1998, 1985）发现联邦机构第四季度支出仅略高于其他季度，Baumann（2015）和Crawford等（2009）也发现了不一致的模式。这种不一致是否意味着YESS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因国家、年份、支出类型而异？作者希望通过分解数据来揭示这些隐藏的模式。
3. 合同类型与YESS的关系。 这是本文的独特视角。现有文献多将政府支出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但不同类型的采购合同（服务、物资、工程）可能具有不同的支出逻辑。工程合同通常金额大、周期长、规划性强；而服务合同可能更灵活、更容易推迟到年底。这种差异是否会导致YESS的差异化表现？作者首次按合同类型分解分析，试图揭示这一维度。
4. 政策启示的需求。 文献中提出了多种应对YESS的政策建议，包括结转条款（carryover provisions）、年中审计、时间变动预算税等。但这些建议的有效性证据是混合的。作者认为，在制定有效政策前，首先需要对YESS的发生模式有清晰的实证认知——这就是“基线”（baselining）研究的价值所在。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理论意义： 首次利用公共采购数据对欧洲33个国家的YESS现象进行跨国比较研究，填补了文献中“缺乏跨国比较分析”的空白。同时，首次按年份和合同类型进行多维度分解分析，揭示了汇总数据可能掩盖的异质性模式。
实践意义： 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欧洲YESS现状的实证基线，有助于各国评估自身的支出模式、识别问题领域，并为预算改革提供数据支撑。特别是在COVID-19等紧急情况下，对浪费性支出的关注更加迫切。
方法论意义： 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策略，虽然不如因果推断研究那样能够识别效应，但作为首次探索性研究，描述性基线为后续的解释性研究和政策评估奠定了基础。研究对TED数据清洗过程的详细描述也为未来利用该数据的学者提供了参考。
内容及结构（论文结构）
本文采用标准的实证研究论文结构，共分为七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引言（Introduction）
引言从公共部门预算管理的普遍约束出发，界定YESS现象，引用文献证明其广泛存在。然后指出文献中关于YESS发现的混合性，引出对欧洲证据的缺乏。在此基础上，提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EEA政府的采购合同是否存在年终支出高峰？如果存在，这些高峰在不同国家、年份和合同类型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引言最后概述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主要贡献。
第二部分：文献回顾（Literature Review）
文献回顾分为三个子部分： - 理论视角：介绍代理理论框架和四种主要理论模型（预防性储蓄模型、拖延模型、成本不确定性模型、官僚规划模型） - 跨国发现：综述美国、OECD、捷克、英国、德国等国的YESS实证研究 - 后果与应对：讨论YESS的负面后果（质量下降、浪费等）和政策应对（结转条款、年中审计等）
第三部分：数据来源与方法（Data Source and Methods）
详细描述TED数据集的来源、结构、覆盖范围，以及数据清洗过程（包括删除低于阈值案例、去除重复、处理缺失值、迭代Z分数剔除异常值等）。解释为何使用合同授予作为分析单位，以及跨国比较的方法论基础。
第四部分：分析计划（Analysis Plan）
明确描述四层递进的分析策略：按年份分层、按合同类型分层、按国家分层、按国家和合同类型联合分层。说明采用描述性分析的理由。
第五部分：结果（Results）
呈现五张表格的实证结果： - 表2：按年份和季度分解的EEA汇总支出比例 - 表3：按年份和合同类型分解的第四季度支出比例 - 表4：各国显示YESS的年份比例 - 表5：各国按合同类型细分的YESS比例
第六部分：讨论（Discussion）
将发现与现有文献对话，解释人口大国更易出现YESS的可能机制，讨论合同类型差异的含义，承认研究局限，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第七部分：结论（Conclusion）
总结主要发现，重申YESS在EEA的存在及其异质性，强调数据质量问题对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威胁，提出未来研究的建议。
正文（逻辑梳理）
一、理论背景：为何会出现YESS？
1.1 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理解YESS的起点是公共预算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民主体制下，立法机构（委托人）授权政府机构（代理人）执行公共政策并支配公共资金。然而，这种授权关系存在固有的信息不对称：机构比立法机构更清楚自身的真实资金需求和执行效率。
财政年末盈余资金的到期加剧了这一问题。Douglas和Franklin（2006）和McPherson（2007）指出，如果机构年末有剩余资金，立法者可能将其解读为两种含义：一是机构高效管理，无需全部资金；二是机构缺乏真实的资金需求。出于规避立法者负面解读的动机，机构有激励在年末前用尽资金，即使这意味着非最优的支出决策。这种目标错位导致委托人的福利损失。
1.2 四种理论模型
预防性储蓄模型（Liebman and Mahoney, 2017）
该模型认为，采购方在年初建立“应急基金”以应对未来期间的不确定性。传统预算系统（资金不结转）激励这些储备在年末用尽，下一年度重新积累。模型的核心预测：年初不确定性越大，预期年终支出高峰越高。
拖延模型（Baumann, 2015）
针对预防性储蓄模型的挑战，Baumann提出拖延模型来解释英国的年终支出增加。这是一个确定性委托代理模型，其中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贴现促使管理者推迟支出，直到年末绩效评估时点。这种机制类似于学生考试前夜的突击复习。
成本不确定性和决策同步性模型（Hurley et al., 2014）
该模型来自加拿大国防运营预算研究。管理者必须在确定高价值操作成本之前决定低价值活动的支出——类似于报摊老板在需求未知前决定备货量。成本不确定性加上资金到期规则产生在年末支出盈余的激励。
官僚规划模型（Eichenauer, 2017）
该模型强调官僚质量的作用。对27个OECD国家外援捐款的研究发现，官僚质量提高一个标准差，第四季度支出减少40%。但该研究局限在于无法分解官僚质量分数的不同组成。
1.3 理论模型的共同局限
尽管上述模型从不同角度解释YESS，但作者指出它们的共同局限：预算规则可以解释为何预算会被用尽，但无法充分说明为何支出更频繁地发生在财政年度的最后几周或几个月。这一批判性认识提示，需要更多的实证基线研究来检验理论的预测。
二、研究设计：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Tenders Electronic Daily (TED)
TED是欧盟官方公报的在线版本，依据欧盟指令要求发布所有超过阈值的采购合同授予信息。数据集覆盖33个EEA国家（包括瑞士和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自2009年以来的超过阈值合同授予数据。数据以标准化表格形式报告，每个字段对应一个变量。
选择TED数据的原因包括：官方强制性确保了跨国比较的统一基础；数据涵盖商品、服务和工程三大类采购；数据规模庞大（每年超过52万份合同授予），能够支撑多维度的分解分析。
2.2 数据清洗过程
TED数据的原始清洗过程极为繁琐，反映了跨国数据报告的固有挑战：
第一步：删除低于阈值案例（占总数据38%）
欧盟指令对不同类型和价值的采购设有不同阈值。例如，2016-2017年，工程采购低于522.5万欧元、物资和服务采购低于13.5万欧元的不予报告。简化的阈值删除方法虽不完美，但考虑到阈值规则的复杂性，这是务实之举。低于阈值案例在各季度分布均匀（第四季度占28.8%），主要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
第二步：去除重复（占剩余数据6%）
由于单一采购合同可包含多个授予值变量，按合同授予标识符进行聚合，删除重复记录。
第三步：处理缺失值
使用替代授予值变量（在标准化表格的其他字段中搜索）替换原始缺失的授予值。
第四步：删除已取消合同和异常日期
删除后来被取消的合同、不含授予值的案例以及超出2009-2018分析期的案例。英国财年特殊（4月至次年3月）需特别处理，2018年第四季度（2019年1-3月）因数据集截止而缺失。
第五步：迭代Z分数剔除异常值
原始数据存在超万亿欧元的荒谬值。经两轮Z分数剔除后，上限设为127.08亿欧元——这是一个极端保守的、系统性的方法，保留了最多的合理值。删除110个超限案例后，最终分析样本包含2,762,831份合同。
2.3 分析单位的选择
本文使用合同授予（contract award）作为分析单位。需要强调的是，合同授予代表预算义务（obligation），而非实际支出（expenditure）。但文献支持这一选择的合理性：政府通常需要在财政年度结束前完成合同签署以证明“已支出”预算，即使实际付款可能延至后续年度。Copley（2017）提供了关于政府义务、债务和支出的清晰界定。
三、核心发现：多维度分解
3.1 EEA汇总层面：YESS并不一致
按年份分解（表2）
当按年份聚合所有国家数据时，YESS信号非常微弱。在10个年份中，仅2009、2010和2013三年第四季度支出比例最高。2010年的59.72%是极端异常值，其余年份的季度分布相当均匀。这表明，在EEA整体汇总层面，无法得出YESS的一致结论。
3.2 合同类型差异显著
按合同类型分解（表3）
当数据按服务、物资和工程三大类分解后，模式开始浮现：
- 服务合同：在10年中有5年第四季度支出比例最高（2009、2011、2012、2013、2016）
- 物资合同：在10年中有5年第四季度支出比例最高（2009、2010、2015、2018等）
- 工程合同：仅在2年（2009、2010）中第四季度最高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意义：服务和物资合同比工程合同更可能显示YESS。作者解释，工程合同通常金额大、周期长、规划性强，倾向于在年初就完成主要支出；而服务和物资合同更灵活、更容易推迟到年末。
3.3 国家层面差异明显
按国家分解（表4）
平均而言，42.5%的年份第四季度支出最高。当包含平季时，33个国家中有23个显示第四季度高峰年份最多。
关键发现：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可能显示YESS。欧洲人口最多的11个国家（包括比利时、意大利、德国等）都在第四季度高峰年份最多的行列。比利时、意大利和德国的7/10年份显示第四季度支出最高（70%），是最极端的情况。
这与Eichenauer（2017）关于人口与YESS正相关的发现一致。可能的解释：人口大国的预算规模更大，年末剩余资金量也更大；或者官僚体系更复杂，管理难度更高。
3.4 国家和合同类型联合分析
表5的深度分析
为了控制国家间和合同类型间的可比性问题，文章进一步将23个（在10年内各季度、各类型均有数据的国家）与合同类型联合分析。
以斯洛伐克为例：服务合同在70%的年份显示第四季度最高，但工程合同仅在40%的年份（且第二季度更高）。丹麦的服务和物资合同显示较强的YESS，但工程合同第二季度最高比例达60%，第四季度仅10%。
这些细分分析进一步证实：YESS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因国家、合同类型而呈现出复杂的异质性模式。
四、讨论：发现的含义
4.1 与现有文献的对话
尽管EEA汇总数据中YESS不如其他研究显著，但按合同类型和国家分解后，模式清晰可见。这提示：之前研究发现的差异可能部分源于数据聚合层次的差异——汇总数据掩盖了异质性。
人口大国更可能显示YESS，与Eichenauer（2017）、Fichtner和Greene（2014）、Liebman和Mahoney（2017）的发现一致。可能的机制：预算规模与年末剩余的正相关（预防性储蓄理论）；官僚体系复杂性随规模增加；或者是规模效应与预算周期交互作用。
4.2 合同类型差异的含义
服务合同比工程合同更可能显示YESS，这一发现具有直观的合理性。工程合同通常涉及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需要长期规划、竞标程序复杂、合同金额巨大。这类合同在年初就会启动，年末只是收尾阶段。相比之下，服务合同（如咨询服务、设备维护）金额较小、周期较短、执行更灵活，更容易成为“花掉否则失去”策略的目标。
4.3 研究局限
作者坦承多项局限：
数据质量： TED数据存在异常值、缺失值、标准化表格的模糊性等问题。欧盟委员会正努力改进，但透明度仍是挑战。
低于阈值采购未纳入： 低于阈值的采购占原始数据38%，可能与阈值以上采购有不同的支出模式。这些采购在各季度均匀分布，主要来自德国、法国和波兰，但其效应无法完全控制。
合同授予与实际支出： 合同授予代表预算义务而非实际支出，可能与真实支出模式有差异。
英国数据缺失： 2018财年因数据截止问题被排除，缩短了英国的观察期。
五、政策含义与未来研究方向
5.1 政策启示
研究结果支持“减少YESS的政策努力是值得的”这一观点。即使在通常应最受审慎管理的“超过阈值”合同中，YESS仍然存在，说明这一问题根深蒂固。
文献中讨论的政策选项包括：结转条款（允许资金结转至后续年度）、年中审计（增加监控频率）、时间变动预算税（后期支出更贵）。但证据显示这些方案的有效性是混合的，需要因地制宜。
5.2 未来研究建议
- 更复杂的分析： 采用预测模型识别YESS的驱动因素
- 跨国和产品层面差异： 探讨为何某些国家或产品更易出现YESS
- 人口、收入等变量： 将宏观变量纳入分析
- 贝叶斯或多层分析： 预测YESS的概率
- YESS的负面后果： 检验EEA中YESS是否真的导致浪费（如价格溢价、质量下降）
结论（Conclusion）
本研究利用TED数据集，首次对EEA 33个国家2009-2018年间超过阈值的公共采购合同进行了全面的跨国、纵向、描述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EEA整体汇总数据中YESS信号微弱，仅有3个年份显示第四季度支出最高。 这一发现看似与其他研究（尤其是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不一致，但提示了第二点。
第二，当数据按国家和合同类型分解后，清晰的模式浮现。 服务和物资合同在五年中显示第四季度高峰，而工程合同仅在两年。这表明合同性质差异是影响YESS的重要因素。
第三，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可能显示YESS。 比利时、意大利、德国70%的年份显示第四季度支出最高。这与文献中关于预算规模与YESS正相关的发现一致。
第四，YESS现象在EEA确实存在，即使对于最应审慎管理的超过阈值合同也是如此。 这一发现强化了YESS普遍性的论断，也为预算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研究为欧洲年终支出高峰现象建立了首个全面的实证基线。这一基线有助于政策制定者评估本国状况，识别问题领域，并为未来的因果关系研究和政策效果评估提供比较参照。在COVID-19等紧急情况下，当各国不得不紧急支出时，对YESS模式的深入理解尤为重要。
未来研究方向（Future Work）
文献中明确提及的未来研究方向
预测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作为描述性基线，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未来研究可采用回归分析等解释性方法，识别和量化YESS的驱动因素。
跨国和产品层面差异的机制研究： 为何某些国家或某些产品更易出现YESS？需要深入探讨制度、文化、预算规则等深层因素。
其他变量的纳入： 将人口、收入、官僚质量、政府治理指数等变量纳入分析，控制更多混淆因素。
贝叶斯或多层分析方法： 采用更复杂的统计方法预测YESS的概率，而非仅描述其分布。
YESS负面后果的直接检验： 在EEA背景下检验YESS是否真的导致价格溢价或质量下降。
政策解决方案的可行性评估： 探讨结转条款、时间变动预算税、错开财年等方案在欧洲情境下的适用性。
基于本文的进一步思考
1. YESS的供应商视角
现有研究多从政府采购方视角分析YESS，但采购合同的另一方——供应商——如何应对政府的YESS模式？供应商是否会根据政府的集中采购时间调整报价策略？在YESS高发的年末，供应商是否可能提高价格或提供“现成”但非最优的解决方案？这种“溢价”效应如果存在，将进一步放大YESS的经济代价。结合TED数据与供应商数据进行市场分析，是值得探索的方向。
2. 制度距离与YESS
欧洲各国在预算制度、官僚传统、公共管理实践上存在差异。这种“制度距离”是否与YESS模式相关？例如，普通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传统中央集权与分权的国家，是否有不同的YESS表现？将制度变量纳入分析，可以深化对YESS宏观决定因素的理解。
3. 经济周期与YESS
2009-2018年涵盖了欧债危机（2010-2012）的部分时期和后危机复苏阶段。经济周期是否影响YESS？在经济衰退期，预算压力更大，是否会加剧“花掉否则失去”行为？而在经济繁荣期，预算充裕时，YESS是否减轻？按经济周期阶段分层分析，可能揭示预算约束的调节作用。
4. 选举周期与YESS
公共支出受政治周期影响。选举年份是否加剧YESS？政府可能在选举前增加支出以刺激经济或取悦选民。将选举年份作为变量纳入分析，可以区分“预算制度效应”和“政治机会效应”。
5. 疫情对YESS的长期影响
COVID-19疫情（2020年起）对各国财政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紧急支出需求是否改变了YESS模式？各国是否借疫情契机推动了预算制度改革（如增加结转灵活性）？后续研究可比较疫情前后TED数据，评估政策变化的效应。
6. 行为经济学视角
代理理论假设理性行为，但行为经济学提示决策者可能受到认知偏差影响。例如，损失规避使决策者更不愿“失去”未支出的预算；心理账户使年末资金被归类为“必须用掉”的特殊类别。定性研究（如对采购经理的深度访谈）可以揭示这些微观机制。
学术思考
问题一：YESS是否真的代表效率损失？
本文默认YESS是非理性的、应该避免的现象。但值得质疑的是：如果政府在年初无法准确预测全年需求，年末集中采购是否可能是对不确定性信息的理性适应？换言之，YESS可能并非“冲动消费”，而是“信息更新后的最优调整”。这一观点与Baumann（2015）的拖延模型有内在张力——拖延模型认为不确定性导致推迟，但推迟到年末是否真的是次优？也许在某些情况下，延迟到年末反而能获得更完整的信息，从而做出更好的决策。
问题二：合同授予与实际支出的时间错位
本文使用合同授予代表支出，但两者存在时间差。一个在12月31日签署的合同可能实际付款发生在次年。这意味着“第四季度的合同授予高峰”可能并不对应“第四季度的实际支出”。这种时间错位是否会影响对YESS真实规模的判断？如果合同授予集中在第四季度，但实际付款分布在后续季度，那么预算会计处理上的“义务化”集中在年末，而“实际消耗”在后续年度，这是否构成另一种形式的预算管理问题？
问题三：TED数据的报告偏差
TED数据依赖各国自行报告。是否存在系统性偏差——例如，某些国家更可能在年末集中报告合同？这种报告行为本身是否受YESS文化影响？如果报告时间与合同授予时间存在系统性错位，TED数据可能部分反映了报告习惯而非实际支出模式。如何在数据层面区分“真实YESS”和“报告YESS”？
问题四：跨国比较的方法论挑战
各国预算制度、财年安排、采购文化存在差异。将“第四季度”统一作为“年末”处理是否合理？例如，英国财年4月至次年3月，其“第四季度”（1-3月）在气候和假日模式上与其他国家不同。这种结构性差异是否会影响跨国可比性？研究对英国数据进行了特殊处理（重新编码财年、删除2018年），但这种处理是否足够？
问题五：结转条款的双刃剑效应
文献普遍认为结转条款可以减少YESS，但Baumann（2015）和Crawford等（2009）对英国的实证发现结转条款效果不显著。可能的解释：结转条款可能减少“突击花钱”，但同时可能减少年初的“预防性储蓄”——即资金充裕时更谨慎的采购。结转条款是否是一把双刃剑，在减少年末浪费的同时增加了其他类型的效率损失？全面的福利分析需要权衡这两种效应。
下一步用户可能提的问题
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和创新点是什么？与其他YESS研究有何不同？
为什么服务和物资合同比工程合同更可能显示YESS？这种现象的背后机制是什么？
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何更可能显示YESS？这与哪些理论预测一致？
研究使用的数据清洗方法是否合理？删除38%的低于阈值案例和异常值是否会影响结论的稳健性？
结转条款作为减少YESS的政策建议，其有效性的证据是什么？为何英国的证据显示结转条款效果不显著？
TED数据存在哪些质量问题？这些质量问题如何影响研究的可信度？
除了结转条款，还有哪些政策选项可以减少YESS？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如何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解释YESS现象？损失规避和心理账户是否起作用？
COVID-19疫情是否改变了欧洲各国的YESS模式？疫情是否推动了预算制度改革？
如果我想进一步研究YESS，可以使用哪些数据源和研究方法？
本笔记根据McCue, Prier和Lofaro（2021）发表于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的论文《Examining year-end spending spikes 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curement contracts》深度分析撰写。
